故宫院刊李秋红北朝扇形忍冬纹样及其西方

北朝时期流行的以C形藤蔓为骨架、呈扇形构图的忍冬纹样,包括一般和特殊两种形态。一般扇形忍冬纹样主要存在于北魏中期前后,少许延续至北齐,集中分布在大同周围,零星见于洛阳、延安、敦煌等地。特殊扇形忍冬纹样在前者基础上产生,短暂流行于北魏中期后段,仅见于大同周围。扇形忍冬纹样由来于地中海地区同类纹样,在南欧前5、4世纪发展成熟,伴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和希腊化运动,向东传播至西亚、西北印度,进而传入中国并本土化,成为南北朝忍冬纹样系统中与众不同的组成部分。

北朝扇形忍冬纹样及其西方来源*

李秋红

在北朝装饰纹样中,存在一种以C形藤蔓为骨架、呈扇形构图的忍冬纹样〔图一〕,不同于以一条藤蔓为骨架、呈波状延续表现的普通缠枝忍冬纹样。自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以来,学界往往称其为环状忍冬,笔者以为其基本单元尾部内凹,形态更接近扇形,故名之为扇形忍冬纹样。

〔图一〕扇形忍冬纹样基本单元各部位图示

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石柱础

以往学者已经注意到此种纹样并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和分析,然而涉及实例大多局限于石窟,且常常与其他类型纹样混为一谈,对其明显的西方来源问题着墨较少[1]。鉴于这种情况,本文统合石窟和墓葬实例,立足实地调查和学界披露资料,梳理扇形忍冬纹样发展脉络并追溯其西方渊源。

北朝扇形忍冬纹样

下文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顺序讨论,在考察扇形忍冬纹样基本单元形态前提下分析其排列、组合形式。就基本单元形态而言,差异集中体现在骨架和腹部物象方面,而骨架变化更为本质,故先依据骨架差异进行分类,再具体考察腹部物象。本文共收录扇形忍冬纹样31例,根据纹饰基本单元骨架差异,可分为一般和特殊两种。一般扇形忍冬纹样实例占有多数,特殊扇形忍冬纹样在前者基础上变化而来,实例居少数。

就纹样所在载体而言,佛教石窟实例占有大半,墓葬实例相对较少。为便于讨论,同一洞窟、墓葬的同种类型纹样按一个实例计数,不同类型纹样则分别计数。以此为基础,制作成统计表[表一-表三],以便尽可能全面、直观地了解北朝扇形忍冬纹样的发展情况。

从发展地域来看〔表一,图二〕,此种纹样主要分布在大同、洛阳、延安和敦煌等地,其中大同周围实例约占总量3/4,数量最多,其他地区仅有零散分布。

〔图二〕北朝时期扇形忍冬纹样分布图

大同周围石窟实例见于大同云冈第一期(约-)和第二期(约-)洞窟,尤以第二期洞窟为多,如开凿于年代的第19窟、约年代前半的第7窟、约年代后半的第9和第10窟,以及年前后的第6窟。墓葬实例发现于怀仁北魏早中期之际丹扬王墓模印砖[2]、包头九原区吴家圪旦墓地采集北魏模印砖[3],以及大同石家寨北魏太和八年()司马金龙墓出土石柱础、木板漆画[4]。怀仁于北魏平城时代处在畿内地方[5],连同石家寨都属平城文化圈。包头处在邻近平城的外围地区,为北魏抵御柔然的军事重镇怀朔所统辖,文化受平城直接影响,亦可归入平城文化圈。这种纹样在大同周围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显然与该地作为当时中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和对外交流窗口的地位相关。云冈第一、二期洞窟系皇家和高级贵族开凿,丹扬王和司马金龙则是地位显赫的高级官员,这种情况表明,此种纹样主要用于装饰皇家和高官显贵的建筑与物件。

散存实例见于洛阳周围龙门北魏晚期古阳洞浮雕、沁阳出土北魏晚期石棺床[6],以及延安洛川民俗博物馆藏洛川鄜城村北魏神龟元年()刘文朗造像碑、敦煌莫高窟约5世纪末叶第窟壁画。此外,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藏北魏太和八年()金铜佛像、拉萨布达拉宫藏北魏太和前后金铜佛像、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北齐造像碑出土地不明,根据造像风格判断,前二者呈现定州风格,后者则具有邺都(今临漳)特征。这些地区实例数量有限,种类单一,系平城文化向新都洛阳及其他地区传播的产物。

从发展时空上看[表二],此种纹样于5世纪中叶率先出现在平城地区,5世纪末叶伴随着云冈二期洞窟的开凿,在平城文化圈流行开来,北魏迁都洛阳后趋向衰落,少数实例延续至北齐,应与当时社会审美趣味的变化有关[7]。

(一)一般扇形忍冬纹样

单纯的C形忍冬,是扇形忍冬纹样的一般化表现,分布在大同、洛阳、延安、敦煌等地,流行于5、6世纪。

1.基本单元形态

根据基本单元腹部物象差异,可分为全忍冬式和半忍冬+其他物象式两种。

全忍冬式,腹部为三叶或五叶全忍冬。三叶者见于云冈第7窟前室东壁浮雕、第9窟前室北壁浮雕[图表一:1],以及吴家圪旦墓模印砖之一[图表二:1]。五叶者见于云冈第10窟前室北壁浮雕[图表一:2][8]、丹扬王墓模印砖之一[图表二:6]、吴家圪旦墓模印砖之二与之三[图表一:3、图表二:2],以及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造像碑[图表二:3]。其中,云冈实例基本单元尾部均以箍状物扎束,年代偏晚的北齐造像碑实例与之一致,形态上受其影响。丹扬王墓实例尾部闭口,吴家圪旦墓实例尾部开口或闭口,此二者没有采用扎束形式,与云冈实例存在差异。

半忍冬+其他物象式,腹部为左右相对二半忍冬搭配中间物象。这是一般扇形忍冬纹样中数量最多、变化最丰富、最为流行的表现形式。诸实例尾部多以箍状物扎束,少数开口。据半忍冬之间物象的差异细分为三种。

第一种,半忍冬+单叶忍冬式,流行于5世纪中叶至6世纪初叶。左右相对半忍冬,或三叶,或四叶,之间表现单叶忍冬。三叶半忍冬者见于云冈第9窟前室东南柱浮雕[图表一:4]、第10窟前室北壁浮雕,以及刘文朗造像碑主尊背光[图表一:6];四叶半忍冬者见于丹扬王墓模印砖之二、之三[图表一:5]。

第二种,半忍冬+三叶忍冬式,流行于5世纪中叶、末叶。左右半忍冬之间表现三叶忍冬,据中间三叶忍冬表现形式的差异,细分为三种情况:1.见于云冈第19窟主尊胸部僧衹支边饰[图表一:7][9],左右半忍冬相邻二叶片向上伸展,至顶端后回卷,共同构成一向下三叶全忍冬。类似的表现在其他类型忍冬纹样中也有所见,如云冈第6窟窟顶环形忍冬纹样〔图三〕[10]、莫高窟北周第窟平棋双茎桃形忍冬纹样[11]。2.见于莫高窟第窟平棋[图表一:8],左右半忍冬之间横向表现一向下生长的三叶半忍冬,推测受到云冈第19窟同类表现的影响。3.见于云冈第9窟前室东柱[图表一:9]、第10窟前室东壁浮雕,以及福格美术馆藏金铜佛像底座、布达拉宫藏两例金铜佛像底座[图表二:4、7],诸实例左右三叶半忍冬中间生出正置三叶全忍冬。与之相近的波状缠枝忍冬至迟在年代已经存在于平城地区,如大同沙岭7号墓出土北魏太延元年()彩绘漆皮残件〔图四〕[12],扇形忍冬纹样腹部物象表现或受其影响。

〔图三〕大同云冈北魏中期第6窟窟顶

〔图四〕大同沙岭北魏太延元年()7号墓出土彩绘漆皮

第三种,半忍冬+其他形式,流行于5世纪末叶至6世纪初叶。左右相对半忍冬之间配置天人、莲花化生、鸟雀、神兽等。其中,半忍冬+天人的形式最早出现,如云冈第10窟主室南壁浮雕[图表二:5],左右三叶半忍冬之间表现一天人,肩挎帔帛,作飞翔状。此种表现形式影响到其周围地区,并随迁都传播至洛阳周围。如司马金龙墓石柱础[图表二:8],左右半忍冬叶脉翻转后再生半忍冬,之间交替表现天人、三叶或五叶全忍冬。龙门古阳洞南壁第三层东起第1龛浮雕[图表一:10、11],左右半忍冬之间交替表现莲花化生、鸟雀。沁阳石棺床[图表一:12],左右半忍冬之间表现形态各异的神兽。这种半忍冬+其他物象的表现形式,同样见于北魏中晚期其他类型忍冬纹样,如固原出土漆棺盖四方连续对波式缠枝忍冬纹样[13]。

可见,一般扇形忍冬纹样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对基本单元腹部物象进行创新,还尝试将不同形态的单元融入同一个体,使得扇形忍冬纹样的表现更加丰富多彩。

2.基本单元排列组合形式

据相邻基本单元首尾方向的差异,可分为同向排列和异向排列。其中同向排列者占有多数,异向排列者居少数[表三]。

同向排列者,相邻单元首尾方向一致,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腹部相邻,横向配置。此种排列者数量最多。其相邻单元组合方式可分为三种:1.相邻单元保持一定间隙,见于怀仁和包头二地实例,如吴家圪旦墓模印砖之一[图表二:1];2.相邻单元紧密相贴,如吴家圪旦墓模印砖之三[图表二:2];3.相邻单元扎束,扎束物绝大多数表现为横向短线,此种组合方式占据主流,如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造像碑、福格美术馆藏金铜佛像[图表二:3、4],后者还在相邻单元之间和扎束物上下填充忍冬叶。沁阳石棺床相邻单元之间表现上面观六瓣小花,云冈第10窟主室南壁入口上方浮雕的忍冬纹单元之间则表现莲花化生执璎珞供养天人[图表二:5],后者可能受到来自于阗同类造型因素的影响[14]。第二种,首尾相邻,纵向配置,仅见于怀仁丹扬王墓模印砖之一[图表二:6],相邻单元相离。

异向排列者,相邻单元首尾方向相反,单元之间均扎束,如布达拉宫藏金铜佛像之一和司马金龙墓石柱础[图表二:7、8]。已知实例出现时间晚于同向排列者。

可见,基本单元同向排列,腹部相邻,相邻单元扎束,为一般扇形忍冬纹样主流的排列组合形式。

比较怀仁丹扬王墓实例与大同云冈石窟实例,从基本单元形态来看,前者腹部物象有五叶全忍冬式、四叶半忍冬+单叶忍冬式两种,后者有三叶全忍冬式、五叶全忍冬式、三叶半忍冬+单叶忍冬式、三叶半忍冬+三叶忍冬式、三叶半忍冬+其他形式五种。前者尾部有开口、闭口、扎束三种情况,后者尾部均为扎束式。从基本单元排列方式来看,二者均同向排列,前者包括横向、纵向两种,后者均为横向。从基本单元组合方式来看,前者均为相离式,后者均为扎束式。可以看出,丹扬王墓实例腹部物象表现相对单调,尾部开口方式和基本单元排列方式尚未形成定式,而云冈石窟实例腹部物象表现形式更为多样,尾部表现及排列、组合方式趋向一致。从现存年代明确的实例来看,云冈石窟确立的扇形忍冬纹样表现方式为其后实例所继承,由此而言,与云冈石窟实例差异较大的丹扬王墓实例,确实存在年代更早的可能性,从而为推定丹扬王墓年代提供了新的参考。

包头吴家圪旦墓实例,腹部物象包括三叶全忍冬式、五叶全忍冬式两种,尾部包括开口、闭口两种,相邻单元均同向排列,单元之间相离或相贴,不见云冈石窟流行的基本单元尾部和单元之间均扎束的形式,与丹扬王墓实例更为接近。推测平城地区5世纪曾存在不同形式的扇形忍冬纹样粉本,在发展过程中被云冈石窟采用的粉本得以继续流传,其他粉本则淹没无闻。

此外,临沂金雀山北朝晚期墓出土模印砖〔图五〕[15],基本单元骨架近似匚字形,接近于一般扇形忍冬纹样的C形骨架,但其腹部物象表现为两个三叶半忍冬左右相对,有别于上述扇形忍冬纹样常见的腹部全忍冬式和半忍冬+其他物象式,而接近于后文所述西域实例。其相邻单元异向排列、尾部相邻且互相勾连的排列组合方式,亦不见于前述扇形忍冬纹样实例,而见于后文所述南欧实例。与北朝其他扇形忍冬纹样相比,该实例在基本单元形态和排列组合方面呈现的特殊性,值得特别注意。

〔图五〕临沂市博物馆藏临沂金雀山北朝晚期墓出土模印砖

(二)特殊扇形忍冬纹样

一般扇形忍冬纹样在发展过程中,结合汉地流行的其他文化元素,衍生对龙式和套圭式两种特殊的扇形忍冬纹样,在5世纪末叶流行于大同周围。

1.对龙式扇形忍冬纹样

在上文所述半忍冬+天人图式的基础上,变忍冬藤蔓骨架为龙身,变腹部半忍冬为龙头,形成对龙式扇形忍冬纹样的基本形态。

已知实例仅存在于云冈石窟,如第10窟、第6窟前室北壁入口上部浮雕[图表三:1、2],腹部为二龙首左右相对、其间天人飞翔。双龙明显由一般扇形忍冬纹样演化而来,龙身像藤蔓般纤细、匀称,尤其前者龙首如忍冬叶那样一波三折,双龙颈部又以箍状物扎束,若不是周身生出龙爪,恐错认作一般扇形忍冬纹样。

云冈第6窟主室北壁下层龛楣浮雕〔图六〕,基本单元骨架亦以双龙构成,腹部龙首上引,之间天人飞翔,与对龙式扇形忍冬纹样表现接近。其双龙体量感显著,周身龙鳞历历在目,尾部交缠,前爪相触,两相对视,不再刻板模仿忍冬纹,与前述对龙式扇形忍冬纹样存在一定差别,接近于大同、固原等地发现的北魏中期一人二龙式图像,如大同湖东北魏墓出土鎏金铜牌饰[16]。该牌饰图像明显受到西方一人双兽母题影响[17],不过,双兽作龙形不见于西方一人双兽实例,其近似C形的半包围结构,亦不同于西方实例一人手擒或怀抱二兽的左中右结构,而与扇形忍冬纹样关系密切。可见,该实例将龙的形象融入西来的一人双兽图像之中,同时汲取扇形忍冬纹样设计灵感,反映了西方图像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图六〕大同云冈北魏中期第6窟主室北壁下层龛楣浮雕

2.套圭式扇形忍冬纹样

此种纹样用圭形框架将相邻两个扇形忍冬单元笼合起来,圭形顶端处于相邻单元中间上方,两侧边则与各单元中轴线重合,形成扇形与圭形相间交叠的图形。据基本单元腹部物象差异,可分为半忍冬式和半忍冬+其他物象式。

半忍冬式见于云冈第10窟前室北壁腰壁、第6窟南壁腰壁浮雕,以及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图表三:3、4][18],诸实例腹部物象表现为左右相对二半忍冬,半忍冬顶叶翻转后再生半忍冬。腹部半忍冬+其他物象式见于云冈第9窟前室北壁入口上部浮雕[图表三:5]、大同轴承厂北魏遗址出土透雕铜饰片[19],在腹部半忍冬式基础上,加入飞天、骑马人物等元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同、固原和敦煌等地发现一种以龟甲纹与圆环忍冬纹相间、嵌套构成的纹样,可见于固原出土北魏漆棺两侧漆画[20]、莫高窟出土北魏广阳王刺绣边饰[21],其形态与套圭式扇形忍冬纹样存在较多一致性。

就排列组合形式而言,对龙式、套圭式扇形忍冬纹样基本单元皆同向排列、腹部相邻,前者单元之间均以上面观圆莲花扎束,后者单元之间多数以莲花扎束,少数相离。

可见,特殊扇形忍冬纹样在基本单元腹部物象、排列组合方面,与一般扇形忍冬纹样表现相近,明显由后者发展变化而来。其腹部物象较多采用天人等元素,单元之间连接物多表现为上面观或侧面观莲花,较一般扇形忍冬纹样更生动,更具装饰意味。

北朝扇形忍冬纹样的西方来源

扇形忍冬纹样在北魏早中期突然以成熟形态出现并流行开来,而汉文化地区此前没有其发展踪迹可循,应为域外传入的文化因素。就已知资料,扇形忍冬纹样萌芽于古埃及。希腊古风时期(前8世纪-前6世纪)于南欧初步发展,强调C形骨架和尾部涡卷,腹部全忍冬仅占次要地位。古风时期末期至古典时期(前5世纪-前4世纪)发展成熟,C形骨架圆润流畅,尾部涡卷退化,全忍冬几乎占满腹部空间。公元前4世纪末叶以来,伴随亚历山大东征和希腊化运动,传播至西亚、西北印度,进而传入中国。

古埃及较早实例见于尼罗河三角洲塔尼斯(Tanis)出土金盘〔图七〕[22]。在金盘中部圆形区域内,以中央圆钮为中心环绕四个深色扇形纹样,另有四个方向相反的浅色扇形纹样嵌套其间,深色者腹部为三瓣莲花、尾部扎束,相邻单元扎束。其基本单元C形骨架以粗重线条表现,腹部物象较小,可视为扇形忍冬纹样的早期形态。

〔图七〕埃及塔尼斯出土金盘

南欧最早实例出现于希腊古风时期[23],在克里特岛(Crete)、米洛斯岛(Melos)、埃伊纳岛(Aegina)等地均有发现。如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藏希腊陶瓶〔图八〕,基本单元尾部涡卷占据腹部大部空间,而全忍冬仅占较小比重。基本单元同向排列、腹部相邻,单元之间填充三角形纹饰。这一时期希腊人通过殖民、贸易等方式,与包括埃及在内的东方国家建立密切联系,推测南欧扇形忍冬纹样在前述埃及同类纹样影响下产生。

〔图八〕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藏希腊陶瓶

成熟的扇形忍冬纹样出现于希腊古风时期末,延绵至罗马帝国时期(前27-后)。如巴黎卢浮宫藏雅典出土陶瓶[图表四:1]、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藏埃雷特里亚(Eretria)出土陶瓶(编号:,前-前),以及柏林国家博物馆藏罗马与塔尔奎尼亚(Tarquinia)出土陶瓶[图表四:2、3]。诸实例基本单元腹部几乎被全忍冬填满,尾部涡卷缩小甚至消失,发展成以全忍冬为主体的成熟扇形忍冬纹样。基本单元同向排列、腹部相邻,单元之间有的保持一定空隙,有的紧密相贴,有的填充三角形纹饰或圆形纹饰。雅典贝基纳博物馆藏阿提卡(Attica)出土陶瓶[图表四:4],单元之间表现抽象莲花,且莲花于中部扎束,此种表现实例有限,受到同时期全忍冬与莲花交替排列式纹样的影响,如佛罗伦萨考古博物馆藏丘西(Chiusi)出土象牙罐〔图九〕。

〔图九〕佛罗伦萨考古博物馆藏意大利丘西出土象牙罐

此外,卢浮宫藏雅典出土陶瓶[图表四:5]、意大利切尔韦泰里(Cerveteri)出土陶瓶(编号:G,前-前),基本单元同向排列,首尾相邻。大英博物馆藏武尔奇(Vulci)出土陶瓶[图表四:6],基本单元异向排列,尾部相邻,单元之间扎束。

南欧实例基本单元均为C形骨架,腹部皆为全忍冬,可与北朝一般扇形忍冬纹样尤其是腹部全忍冬式实例相对照。基本单元大多同向排列,腹部相邻,少数同向排列,首尾相邻,或异向排列,尾部相邻,这些排列方式均可在北朝找到相应实例。可见,南欧扇形忍冬纹样应为北朝同类纹样之原型和范本。

但是,北朝实例基本单元尾部、单元之间扎束的形式,在南欧实例中稀少且不典型,应另有来源。扎束图形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物体捆绑方式,前述埃及塔尼斯实例,基本单元尾部、单元之间即采用箍状物扎束。西亚新亚述时期(前-前)这种扎束形式融入忍冬纹饰带中,其后作为装饰元素延续下来,并影响到西亚和南欧全忍冬与莲花交替排列式纹样。如伊拉克巴比伦城出土彩釉砖〔图十〕、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前-前)镀金银罐[24],以及前述意大利丘西象牙容器〔图九〕。全忍冬与莲花交替排列式纹样与扇形忍冬纹样形态相似度较高,推测北朝实例基本单元尾部、单元之间扎束的形式,受到此种纹样影响。

〔图十〕柏林佩加博物馆藏伊拉克巴比伦城出土彩釉砖

西亚实例见于土耳其狄迪玛(Didyma)阿波罗神庙柱础[图表四:7],腹部为全忍冬,异向排列、尾部相邻,单元之间填充莲花饰,与南欧者相似度较高。其后实例见于伊朗西部塔克伊布斯坦(Taq-eBostan)大洞萨珊王朝晚期(6、7世纪)浮雕,腹部为三叶全忍冬,同向排列,腹部相邻,单元之间相贴。该实例基本单元呈尖桃形,且叶片数量较少,与古希腊实例相比有相当差距,结合洞内其他图像来看,可能受到拜占庭(-)美术影响,是新一轮文化交流的结果。

西北印度实例见于巴基斯坦犍陀罗舍利容器[图表四:8][25],腹部为三叶全忍冬,叶片数量较南欧实例明显减少,接近于北朝实例。基本单元异向排列、腹部相邻,此种排列方式不见于南欧,却可在北朝找到相似实例。单元之间填充抽象莲花,则延续了南欧传统。可见,犍陀罗实例在继承南欧扇形忍冬纹样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其腹部物象、排列方式又影响到中国,成为北朝同类纹样因素的来源。

狭义的西域(今新疆)境内发现三例扇形忍冬纹样。其一,和田墨玉县麻扎塔格戍堡出土陶片〔图十一〕[26],以中央圆形装饰为中心,环绕一圈扇形忍冬纹样。腹部为全忍冬,且叶片较少,接近前述犍陀罗实例与北朝实例。基本单元同向排列、腹部相邻,单元之间相离,此种排列组合方式同时见于前述西方和北朝同类纹样,尤其与丹扬王墓和吴家圪旦墓实例相关联。其二,巴楚托库孜萨来佛寺遗址B殿出土泥塑边饰〔图十二〕,双茎外侧表现两组扇形忍冬纹样,每组均以圆莲花为中心呈环状分布。腹部为全忍冬,相邻单元同向排列且相离,与前述和田实例表现相近,不同之处在于该实例每组各截其半,以适应D形装饰区域。其三,库车苏巴什西寺遗址出土木雕建筑饰片〔图十三〕,腹部为左右相对二半忍冬,不同于此前所见西方实例,而与前述金雀山实例接近。基本单元同向排列、腹部相邻,单元之间填充单叶忍冬并扎束,与北朝最为流行的排列组合方式一致。

〔图十一〕墨玉麻扎塔格戍堡出土陶片

〔图十二〕巴黎集美博物馆藏巴楚托库孜萨来佛寺遗址B殿出土泥塑边饰

〔图十三〕巴黎集美博物馆藏库车苏巴什西寺出土木雕建筑饰片

和田地区位于西域丝路南道中心,巴楚、库车则位于西域丝路北道要冲,三地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实例呈现连接东西的特征,表明西域可能为南欧扇形忍冬纹样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据《魏书·太武帝本纪》记载,北魏太延元年至五年(-)间,每年都有西域诸国遣使来献,太武帝也曾两次派遣使者出使西域[27]。太延五年()北魏统一黄河流域,此后域外文化更加畅通地经由西域进入平城地区。由此而言,起源于南欧的扇形忍冬纹样,经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北方之推论,应该没有太多疑义。

综上所述,本文具体分析了南北朝忍冬纹样系统中的扇形忍冬纹样及其西方来源问题,基本厘清其发展脉络和与之相关的文化交流情况。扇形忍冬纹样渡万里、越千年来到中国,其后结合汉地文化因素进行了本土化改造,成为中古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附记:本文受到清华大学辅导员海外研修计划支持(TsinghuaFudaoyuanResearchFund)。导师李静杰教授无私提供资料并悉心指导,学友王德路协助校稿,本刊匿名评审提供修改意见,谨致谢忱。文中未注明出处图片皆由笔者拍摄。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盛?洁)

*本文为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南欧与西亚文化对南北朝隋唐艺术的影响”,项目编号:18BA。

[1]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在论述大同云冈第9窟装饰纹样过程中,将其分为横向和纵向连环忍冬两类并加以简单梳理,基于这一分类标准,中国学者王雁卿对云冈石窟、韩国学者李姃恩对北朝石窟此种纹样分别作了简单分析,三位学者所谓横向连环忍冬即本文所述扇形忍冬纹样,而纵向连环忍冬实属波状忍冬纹样,不宜归入同一类型。苏哲指出,此种纹样仅见于5世纪末6世纪初的北魏与6世纪初的新罗,并注意到其与日本同类纹样之间的关联。杨筱推测此种纹样可能来源于希腊,但未作具体论述。分别参见[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雲岡石窟》第6卷本文,页41-54,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年;王雁卿:《云冈石窟的忍冬纹装饰》,《敦煌研究》年第4期,页43-48;王雁卿:《北魏平城时期的装饰纹样》,《北魏平城考古研究:公元五世纪中国都城的演变》页67-,科学出版社,年;[韩]李姃恩:《北朝装饰纹样:五六世纪石窟装饰纹样的考古学研究》,故宫出版社,年;苏哲:《日本藤之木古坟出土马具纹饰初探》,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一)》页-,文物出版社,年;杨筱:《南北朝隋代缠枝纹样谱系考察》,清华大学学士论文,年。

[2]怀仁县文物管理所:《山西怀仁北魏丹扬王墓及花纹砖》,《文物》年第5期,页19-26。关于该墓年代,学界持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该墓甬道壁画守门神像样式,呈现比云冈石窟类似造像更早的特征,而且该墓扇形忍冬纹样与云冈石窟同类纹样范式存在较大差别,故将其年代定在北魏早中期似乎更为妥当。参见李静杰、李秋红:《兽首含臂守护神像系谱》,《艺术史研究》第18辑,页-,中山大学出版社,年。

[3]张海斌:《包头市鲜卑墓葬》,《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页-,科学出版社,年。该墓地模印砖纹样与怀仁丹扬王墓模印砖同类纹样相近,二者年代应相去不远。

[4]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年第3期,页20-33、64。

[5]《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页,中华书局,年。丹扬王墓位于大同西南约30公里的怀仁县境,属“畿内之田”。

[6]黄明兰编著:《洛阳北魏世俗石刻线画集》页69,人民美术出版社,年。

[7]北朝晚期中原北方风靡东晋南朝秀骨清像的审美风尚,崇尚潇洒飘逸之气质精神,而C形骨架的扇形忍冬纹样造型,相对于藤蔓绵长且花叶纤秀、富有流动感的忍冬纹样而言,显得刻板又拘谨,这或许是其渐渐淡出装饰纹样系统的主要原因。

[8][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雲岡石窟》第7卷,拓本4B,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年。

[9][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雲岡石窟》第13、14卷,第19洞,图版56,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年。

[10][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雲岡石窟》第3卷,图版A,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年。

[11]关于双茎桃形忍冬纹样的研究,参见李秋红:《南北朝隋代双茎桃形忍冬纹样分析》,《石窟寺研究》第8辑,页-,科学出版社,年。

[12]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年第10期,页4-24。

[13]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宁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年第6期,页54,图34。

[14]李静杰:《于阗系莲花化生像及其在中原北方的传播发展》,丁得天、杜斗城主编《丝绸之路与永昌圣容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会议稿本)》页-,年。

[15]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画像砖墓》,《文物》年第6期,页72-78。该文推测墓葬年代在魏晋或更晚,但该墓忍冬叶片肥润、宽厚,有别于受东晋南朝秀骨清像审美影响的消瘦、纤细式忍冬纹样,而接近于邯郸响堂山北齐洞窟纹样,笔者据此推测其年代处在北朝晚期。

[16]山西省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墓》,《文物》年第12期,页33,图13:1。

[17]一人双兽图像源于西方母题,参见郭物:《一人双兽母题考》,《欧亚学刊》年第4辑,页1-33。

[18]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编辑:《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页,文物出版社,年。

[19]前揭王雁卿《北魏平城考古研究:公元五世纪中国都城的演变》,页81,图17。

[20]前揭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宁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简报》,页55、56。

[21]马世长:《新发现的北魏刺绣》,《文物》年第2期,页59,图6。作者推断该刺绣制作于北魏太和十一年(),由平城地区传入敦煌,于盛唐时期遗弃。

[22]JaromirMalek,Egypt:YearsofArt,NewYork:PhaidonPress,,p..

[23]伊朗设拉子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Shiraz)约前5世纪初朝贡者剑鞘浮雕,见有扇形忍冬纹样与羊形动物共同装饰的现象。该实例扇形忍冬纹样只是以单个元素附着于其他图像之中,未曾流行开来。其基本单元形态与南欧实例一致,应是古波斯与地中海地区文化交流的结果。

[24]ArthurUphamPope,ASurveyofPersianArt:FromPrehistoricTimestothePresent,vol.7,Ashiya:SOPA,,fig.A.

[25][日]栗田功主编:《ガンダーラ美術II佛陀の世界》页,株式会社二玄社,年。

[26]SirAurelStein,InnermostAsia,vol.3,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plateV.

[27]王银田:《丝绸之路与北魏平城》,《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1期,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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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李秋红《北朝扇形忍冬纹样及其西方来源》全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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